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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中国革命形势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仍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但随着这年2月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已经度过了1941年至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进入再发展阶段，并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也是从这一年起，通过大生产运动，敌后各根据地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1943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存在了24年的共产国际宣布解散。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身份也不复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但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大会的召开宣告第三国际成立，为了与之前的第二国际表示区别，命名为“共产国际”，以区别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国际”。
       共产国际总部位于莫斯科，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成员最多时包括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400多万名党员，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13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帮助和指导作用，中共一大上的两个参会者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取援助及形势指导，但同时也带来很多教训。
       1943年5月15日，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在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
       其实早在5月20日，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就致电毛泽东，通报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事情。2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电复季米特洛夫，表示赞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26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同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完全摆脱了其的影响。
       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周恩来在1960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曾做过恰当的评价。他指出：“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周恩来对中共和共产国际关系的评价是客观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延安整风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此时，延安整风运动正在继续进行，这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从1942年春天开始还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在战争的紧张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世纪40年代的20多年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最大危害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借“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0万党员的大党，但其中90%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他们对党的历史并不是特别清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原因。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项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至此，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此时的国民党，仍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一党专政，施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对日军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保存自身的力量，把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苏等国际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力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并积极准备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以求在战后得以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中国之命运》是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该书由正中书局于1943年3月出版。这本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该书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抗日战争期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它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在该书中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等，据此，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张。书中强调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等，为国民党“一党独裁”进行粉饰。
       国民党顽固派还利用共产国际解散这个事情做文章，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
       除了在舆论上对中共进行挑衅，在军事上，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把防范日军进犯河防的部队调到彬县、洛川一带，准备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个集团军一起，分9路闪击延安，形势一时变得非常严峻。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领域和军事领域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逆流，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在宣传上应该采取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要痛加驳斥。会后，他受中央委托部署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所共见，是消灭不了的；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极为有利；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了驳斥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这些文件一方面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另一方面深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危害国家的事实。
       毛泽东给这个时期的斗争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1943年7月上旬，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等，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活动，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7月9日，延安军民3万余人举行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7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陕甘宁的警卫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对共产党的内战，得到好处的只会是日本。外国在华记者也纷纷质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苏联、美国、英国的驻华大使也分别在不同的场合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2日，胡宗南下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撤回。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在1943年发动的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巩固和发展。
       在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同时，解放区军民继续进行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了大片根据地。7月至8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部队先后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山东军区部队打破日、伪、顽的夹击，基本上控制了沂山、鲁山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区之间的联系，大大改变了对敌斗争的形势。接着，山东军区部队又粉碎了日、伪军对清河区、鲁中区的冬季大“扫荡”。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敌后抗战逐步度过了严重困难局面，抗战胜利的光明已经在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