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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其中1941年的皖南事变是规模最大、最剧烈、最复杂的一次。
       国民党当局敢于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既有深刻的国内原因，也有复杂的国际背景。1940年，德、意、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德国劝中国与日本尽快结束战争以利于日本分兵南下，日本则通过政治诱降和有限的军事进攻力图使国民党当局屈服，而英、美希望中国能有力牵制日本，对国民党尽力拉拢，英国甚至重开滇缅公路运输援蒋物资，美国也答应给国民党政府巨额贷款和飞机。蒋介石一时感到左右逢源，“剿共”夙愿再次被强烈激发。
       1月4日，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从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分三路出发向北转移。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事先布置好的7个师8万余人的重兵围攻。全体将士英勇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皖南新四军几近全军覆没。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通令和谈话，竟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通缉项英，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同时，国民党当局乘势调动重兵，向豫皖苏边区彭雪枫部、豫鄂边区李先念部和皖东张云逸、罗炳辉部进攻。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动暴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发布后，周恩来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连夜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当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笔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了使报纸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赶在重庆其他报纸出版之前散发出去，周恩来命令报社将题词刻成模板后立即拼版、快速印刷，天亮前把报纸放进铺盖里装入箩筐，从红岩后山悄悄运进城内。1月18日，重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抗日大局为重，既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也在军事上严守自卫。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同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多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4月，新四军又组建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和部队的整编，意味着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新四军的反动计划彻底破产。
       与此同时，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反复揭露和深入批判，沦陷区民众普遍认为此次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呼吁“务祈领袖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复，半数同胞，正陷水火，相忍为国，团结对外”。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发起抗议活动，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到处为共产党做宣传，提出营救叶军长、反对内战的口号。文化界著名人士邹韬奋发表社论，痛骂国民党顽固派是“说尽好话，做尽坏事”的无耻之徒。国际上，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3月，蒋介石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军事行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在这一轮反击国民党当局的进攻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政治意志和维护抗战大局的坚定态度，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不仅破灭了国民党当局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政治幻想，而且使其不得不继续坚持抗战，推动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经过这一轮斗争，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争取和团结了中间阶层，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赢得了民心和政治。
 

       进入1941年，日军、伪军为破坏我抗日根据地，投入兵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作战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历史罕见、令人发指的程度。“扫荡”华北根据地，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1941年1月，日军“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屠杀群众1200多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南进步伐，妄图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和“蚕食”的力度和强度。
       日本侵略者提出，要“力求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日本集中了58%—75%的关内侵华日军和90%—100%的伪军，实行军事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相配合的“总力战”。
       这年夏，日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日军整顿和加强伪军、伪政权，推行伪化统治，搜捕地下抗日组织。在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修筑大量公路网、碉堡群和岗楼等，企图隔绝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在抗日根据地，则发动惨绝人寰的“扫荡”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针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加强对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同时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坚决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强敌硬拼。唯有如此，才能不断钳制、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身力量。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要发展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采取多样化斗争，坚决打击“清剿”之敌。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敌后军民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歼敌方法，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在山区和平原展开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等战法，在水网地带进行的水上游击战，还建立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种新的斗争组织。在山东的八路军灵活运用战法，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一战术经过山东战场的广泛实践，后来被罗荣桓总结为“翻边战术”。
       1941年5月，冀南军民7万余人展开5昼夜大破袭，一举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7月中旬至8月底，正值“青纱帐”时期，冀中军民破坏公路、铁路150多公里，攻克敌据点、碉堡多处。8月至10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作战达80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7万余人的“铁壁包围”大“扫荡”。敌人随即开始反扑，8月27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采用拷打和屠杀办法，威逼群众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马母挺身而出，“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所作所为感天动地。
       9月25日，在晋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引向狼牙山主峰，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毅然砸枪跳崖。“狼牙山五壮士”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不但极大地拖住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有力地钳制、消灭了大量日军，使日军在亚洲战场的如意算盘得以落空，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穿衣吃饭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民军队在激烈的战斗之余，必须发挥生产队的作用，靠“自己动手”来养活自己。
       1941年，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加之百年不遇的旱、涝、蝗等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军民物质生活极其艰难。为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当局已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同时集结重兵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陕甘宁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据毛泽东回忆：“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基本生活上的巨大困难，“是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求解放区军民积极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减轻人民负担，达到坚持长期抗战的目的。
       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肩挎钢枪，手握镢头来到延安东南约50公里的南泥湾。当时的南泥湾人烟稀少、河川纵横、杂草横生。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沙柳滩上砍林开荒，开垦水田种水稻、山地种黄豆、旱地种玉米。全体将士一人一把镢头，白天开荒地，晚上掏窑洞，困了累了，就在树林里搭草棚休息;渴了饿了，就摘野果充饥。在热火朝天的生产劳动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经过3年的努力，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将昔日荆棘丛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南”，成为全军的一面旗帜。
       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大战略区领导人模范带头、率先垂范。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毛泽东自己动手开垦了一块菜地，种上各种蔬菜，一有闲暇就去浇水、拔草。朱德专门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3亩菜地。周恩来和任弼时不仅参加开荒生产，还抓紧时间纺线，双双被评为中直机关的“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带头行动，成为大生产运动的强大鼓舞力量，激发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深入广泛地投入大生产运动。
       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军民生活都得到明显改善。陕甘宁边区自1941年开始，仅3年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1943年，根据地机关大都能自给二、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仅占总收入的14%，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正如毛泽东所讲：“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全党全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是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上的决定性环节之一，为保障我军发展壮大、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为战胜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迎接新的大发展局面，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巩固党的一元化领导，推出减租减息、精兵简政、贯彻执行“三三制”等重大政策，统一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根据地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更加合理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更加紧密地团结了根据地各个阶级和阶层。